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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最近关于新疆“7.5”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和读者来信，感慨颇多，作为一个汉族人，我试图从维族人的角度寻找事件的深层原因：

就像一出社会版的“蝴蝶效应”：广东韶关一个玩具厂的汉族女工误入维族男工宿舍发出的一声尖叫，被迅速渲染成维族青年强奸汉族女工的谣言，随即引发了6月26日几百名汉族和维族工人之间的械斗，造成两名维族工人死亡。该事件又仅仅用了几分钟就通过互联网传到了三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并在10天后导致了一起世界震惊的维族人暴动，至少有184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然而所谓“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内在本质”，如果像宣传的那样，把此次事件仅仅归因于少数境外分裂分子挑拨而事出偶然，而不检讨我们的民族政策，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然重蹈覆辙。

一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一名维族暴乱者，问及暴乱的原因时，他说：汉族人来我们这里工作没有问题，我们去他们那里工作，他们却殴打我们，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云云。我以为这段话深刻的表达了维族人双重的挫折感：

首先是市场经济造成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新疆。我看到过这样几个数字：1949年新疆解放时，当地汉族人只有5%，维族人占绝对多数。而到了2005年人口普查时，新疆自治区汉族人口已急升至38%，维族为42%。在暴乱发生地乌鲁木齐，汉族甚至达到了75.3%，而维族仅为12.8%。

我本人曾经在北京、上海、新加坡、香港生活过，这几个城市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城市的原住居民，尤其是部分较为底层的居民对外来移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抢走了工作机会和生活资源，恶化了城市治安。

那么请设想一下：作为一个维族人，目睹“自己的”的土地上突然涌入大量种族不同、语言不通、宗教风俗迥异的移民，本族人从绝对多数变成了少数，尤其是这些移民还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民族，在语言教育文化就业经商诸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他能够不焦虑，不心生不满吗？由此产生的被掠夺感使维族对汉族恶感日深，稍有外界撩拨就势成水火，实在不足为奇。

其次，相反的过程在同时发生：不少维族人也被经济大潮所裹挟，来到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但由于民族和语言上的关系，这些人在就业上往往处于劣势。政府并未给这些弱势人群以适当的平等就业的协助。相反，由于长期因袭的所谓“怀柔”的民族政策，在处理少数民族违法犯罪实行“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罪犯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犯罪的效果。这种民族政策凌驾法律的情况，既有损法律的尊严，也两边不讨好。在以前人口流动不大的情况下，这种怀柔政策或许有效，在今天却有违法制社会的初衷，成为祸乱的根源。

贫富差距也是重要因素。虽然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但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有两重参照物：一是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二是民族间的贫富差距。当把这种贫富差距归咎于民族（不幸的是，这常常有合理的成分），甚至不自主地夸大民族的因素时，被边缘化的挫折感就更强。

以上提及的各种不满，如果有政治上正当表达宣泄的渠道，暴乱也不会酿成。可惜我们的民族自治区，虽曰自治，少数民族却鲜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机会。种种不满交织在一起，使得虽然政府给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优惠政策，汉族人也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但少数民族却并不领情。双方感受全不搭界，所以当暴乱一起，汉族人普遍不解，困惑，感到被背叛，也就势所必然了。

这次暴乱虽然似乎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人口大量的跨区流动，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其实在汉族内也广泛存在，只是当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就变得格外尖锐起来。

当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自由经济，政府的控制力量势必会削弱。先是经济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会更多的转移到民众手中，小至个人，大至一个民族，自觉意识会高涨，此消而彼涨。加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政府大不易也。

然而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应有之痛，除非这个政府想让自己的国家沦落到北朝鲜那种在国际上既可怜又可笑的地步。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一出问题就转移视线，顾左右而言他，今天指责境外势力，明天谴责西方媒体，动不动就要花季护航，总是一副受害妄想狂的心态。

读者：Joe Zhou    200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