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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应该检讨一下民族政策转载一篇FT中文网上的文章，从文化历史角度分析七五事件：
应该检讨一下民族政策
FT中文网编辑： 我读了最近关于新疆“7.5”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和读者来信，感慨颇多，作为一个汉族人，我试图从维族人的角度寻找事件的深层原因： 就像一出社会版的“蝴蝶效应”：广东韶关一个玩具厂的汉族女工误入维族男工宿舍发出的一声尖叫，被迅速渲染成维族青年强奸汉族女工的谣言，随即引发了6月26日几百名汉族和维族工人之间的械斗，造成两名维族工人死亡。该事件又仅仅用了几分钟就通过互联网传到了三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并在10天后导致了一起世界震惊的维族人暴动，至少有184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然而所谓“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内在本质”，如果像宣传的那样，把此次事件仅仅归因于少数境外分裂分子挑拨而事出偶然，而不检讨我们的民族政策，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然重蹈覆辙。 一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一名维族暴乱者，问及暴乱的原因时，他说：汉族人来我们这里工作没有问题，我们去他们那里工作，他们却殴打我们，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云云。我以为这段话深刻的表达了维族人双重的挫折感： 首先是市场经济造成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新疆。我看到过这样几个数字：1949年新疆解放时，当地汉族人只有5%，维族人占绝对多数。而到了2005年人口普查时，新疆自治区汉族人口已急升至38%，维族为42%。在暴乱发生地乌鲁木齐，汉族甚至达到了75.3%，而维族仅为12.8%。 我本人曾经在北京、上海、新加坡、香港生活过，这几个城市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城市的原住居民，尤其是部分较为底层的居民对外来移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抢走了工作机会和生活资源，恶化了城市治安。 那么请设想一下：作为一个维族人，目睹“自己的”的土地上突然涌入大量种族不同、语言不通、宗教风俗迥异的移民，本族人从绝对多数变成了少数，尤其是这些移民还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民族，在语言教育文化就业经商诸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他能够不焦虑，不心生不满吗？由此产生的被掠夺感使维族对汉族恶感日深，稍有外界撩拨就势成水火，实在不足为奇。 其次，相反的过程在同时发生：不少维族人也被经济大潮所裹挟，来到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但由于民族和语言上的关系，这些人在就业上往往处于劣势。政府并未给这些弱势人群以适当的平等就业的协助。相反，由于长期因袭的所谓“怀柔”的民族政策，在处理少数民族违法犯罪实行“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罪犯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犯罪的效果。这种民族政策凌驾法律的情况，既有损法律的尊严，也两边不讨好。在以前人口流动不大的情况下，这种怀柔政策或许有效，在今天却有违法制社会的初衷，成为祸乱的根源。 贫富差距也是重要因素。虽然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但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有两重参照物：一是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二是民族间的贫富差距。当把这种贫富差距归咎于民族（不幸的是，这常常有合理的成分），甚至不自主地夸大民族的因素时，被边缘化的挫折感就更强。 以上提及的各种不满，如果有政治上正当表达宣泄的渠道，暴乱也不会酿成。可惜我们的民族自治区，虽曰自治，少数民族却鲜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机会。种种不满交织在一起，使得虽然政府给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优惠政策，汉族人也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但少数民族却并不领情。双方感受全不搭界，所以当暴乱一起，汉族人普遍不解，困惑，感到被背叛，也就势所必然了。 这次暴乱虽然似乎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人口大量的跨区流动，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其实在汉族内也广泛存在，只是当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就变得格外尖锐起来。 当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自由经济，政府的控制力量势必会削弱。先是经济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会更多的转移到民众手中，小至个人，大至一个民族，自觉意识会高涨，此消而彼涨。加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政府大不易也。 然而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应有之痛，除非这个政府想让自己的国家沦落到北朝鲜那种在国际上既可怜又可笑的地步。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一出问题就转移视线，顾左右而言他，今天指责境外势力，明天谴责西方媒体，动不动就要花季护航，总是一副受害妄想狂的心态。 读者：Joe Zhou 2009.7.16. 投稿金融时报中文版，已发表昨天写了一篇小文投给金融时报，今天发现全文发表啦，哈哈。
偷亿万富翁的也是偷
读者：weijoy 2008-10-30
FT中文网编辑： 我是贵报普通读者，今天读到读者何景荣的《如果中国人是小偷，微软就是大盗》一文，觉得开篇颇为吸引眼球，称吕伯望的文章“颠倒黑白，逻辑混乱，实在有失思想性。” 相信很多读者跟我一样，被标题吸引住了。不过读完却遗憾的发现，跟许多贵报以往刊登的读者来信不同，这一篇基本上没有对吕文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驳斥，除了单调的感情发泄，我没有读到任何有条理的见解。 我认为，何文自身倒算得上是“逻辑混乱”、“有失思想性”。其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概念混淆。垄断和著作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吕文讨论的不是微软到底有没有构成垄断，而是消费者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即使消费者使用软件不违法，也有潜在的危害性。而何显然对这两者没有清楚的概念，所以通篇既没有论述垄断，也没有论述购买盗版使用盗版构不构成侵犯著作权。 二，推断缺乏依据、缺乏逻辑联系。何文中有不少突兀的、自说自话的推断，比如说“这次的黑屏事件就是这样的垄断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垄断？黑屏的性质如何认定，这在法律上有许多争议，而何先生倒是挺痛快，先把狠话说了，图个痛快，哪管其中有没有可靠的依据。 三，感情用事，草率发言。作者想要表达自己作为消费者对于市场上具有强势的主体的质疑和感情上的不满，这可以理解，但只用空洞的溢美之词和豪言壮语（如“伟大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和用侮辱性的言词发泄不满（如“微软黑心”），不但不能说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让读者费解和反感。 我和我周围的不少朋友基本上认同吕伯望的观点。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非常习惯于使用微软视窗系统和办公软件的，也用过很多年的盗版，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孔乙己，而且丝毫没有怀疑过使用软件的不正当性。在我们的意识里，用盗版软件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五块钱换取了价值几百元钱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一堆数字编码，我完全不用担心质量问题，这是一笔合算、安全的交易。而对于正版软件的所有者——微软，这几百元的损失，根本不算什么，跟它比，我们毕竟弱势许多。所以，用盗版软件大可以心安理得。 这里面潜藏着无数消费者的一个逻辑：偷了亿万富翁（微软）的几百块钱，就不算是偷；或者，在路边以低价买别人从亿万富翁家里偷来的东西，更不算偷。恰好印证了孔乙己那句“窃书不算偷书”。 是的，无形资产能让人们偷起来更心安理得，正因为人们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也难以想象它的创造者耗费了怎样的时间和精力。软件，在我们的眼里，是一张薄薄的仅价值五元的光盘，或者是一堆冷冰冰的数码，从这张光盘上，你很难看到或是想象出曾经有数百数千名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以独创的智慧、数十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知识和辛勤劳动决定了究竟应该由什么样的数码以什么样的方式排列组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消费者面前屏幕上出现的奇迹。 诚然，微软是一个企业，它是庞大的、霸道的、抽象的，这与那些开发出windows 、office系统的精英工程师也许不是一个概念，人们大概可以从感情上接受应该保护工程师们的劳动，不过别忘了，不论从法律上看，还是从情理上看，正是企业庞大有序的运转，才使得这些技术人员能够一起工作，创造出这些独特的软件产品；另一方面，工程师们是微软的雇员，拿着薪水，他们的工作就是创新研发，他们的工作是职务行为，而他们的作品属于企业。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微软是否有市场垄断行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应该另外探讨。 读者：weijoy 转：恐慌时期的股市之道恐慌时期的股市之道
作者：Evan Newmark
你受够了吗？ 你可能现在惊慌失措。在你摸索着准备退场的时候，勇敢地微笑，这一切也会过去的。当然，你的资产会缩水，但你不会血本无归。 现在，再稍微坚持一下吧。做个深呼吸，然后想想你的一些选择。 选择之一：你可以买进或抛售美国银行类股。 截至周一收盘时，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以及U.S. Bancorp的市值加起来都不到5,000亿美元。 目前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总市值也仅略高于4,000亿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ICBC)目前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 买进的理由显而易见。买进银行类股，就等于买进政府资助的寡头垄断股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的商业票据计划以及周三历史性的全球携手减息举措都是为了提振银行类股。 这并不是说现在买美国银行类股是个好买卖。但在现在的价位抛售，基本上就意味着你认为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崩溃，认为不良债券和银行资本要求已经侵蚀了它们所有的资产。 当然，这似乎有点道理。但有可能吗？在Fed采取了这么多举措之后，信贷重新开始流动难道不就是个时间问题？ 买进还是抛售：这是你的选择。 选择之二：你可以买进或者抛售美国制药类股。 医疗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XLV主要由美国制药公司股票组成。该基金周一跌破28美元，较52周高点下挫了大约30%。XLV投资组合中有将近10%是辉瑞公司(Pfizer)股票，后者是年收入480亿美元的制药巨头，资产负债表上现金净额超过100亿美元。相对于下一财年的预期收益，目前辉瑞股价市盈率不足7倍，股息率为7%。 过去一年，辉瑞公司股价下跌了三分之一，主要受增长乏力和产品线疲软拖累。不过，恐慌性抛售也是该股下挫的重要原因。7%的股息率似乎安全可靠。当然，在经济困难时期，辉瑞公司的Ben-Gay药膏和抗焦虑药Xanax应该会有稳定的需求。 买进还是抛售：这是你的选择。 选择之三：你可以买进或抛售美国科技类股。 你仰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微软(Microsoft)、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英特尔(Intel Corp.)以及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这些科技巨头吗？这些都是世界顶尖的科技公司。他们都收益丰厚，负债很少或者没有负债，或持有现金盈余。相对于下财年预期收益，这些公司目前市盈率都不到15倍。 这些股票增长不够？那苹果公司(Apple Inc.)怎么样，该股目前报90美元，还不到其52周高点的一半。根据分析师的预计，较之下财年预期收益，苹果公司目前市盈率略高于15倍。 多年以来，收益呈现两位数增幅的科技公司一般市盈率都超过20倍甚至高达30倍。 但你可能会说，等一下。恐慌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心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甚至萧条。这种状况会拖累科技产品的需求，打压科技公司的收益。 没错，经济衰退的确会影响科技公司的收益状况。但这种影响程度有多高？无论股价高还是低，你都可以设想一下，来判定公司股价是否合理。你应该问问自己，情况会有多糟呢？ 如果你认为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科技公司未来多年的收益都会因此泡汤，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买进还是抛售：这是你的选择。 没人知道当前的股市将来会在何处触底？道琼斯指数会跌到9000点、8000点还是7000点？当然，道指也有可能会跌到那么低，但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可能出现。 最近大多数抛售举动都来自没什么选择的投资者。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在抛售，是因为他们需要应对赎回。投机者在抛售，是因为他们正从短期头寸脱身。抛售引发抛售，这正是恐慌之所在。 但对长线投资者来说，恐慌时期正是他们思考和选择的时机。关掉电视，冷静分析一下，你究竟该买进还是抛售？ 荐贴：专业垄断的时代？今天照常看闾丘露薇的博文，不愧是名记，我也有同感却不能写得像她那么简洁、准确，而又不失平实轻松。
再介绍一篇谢国忠最新的一篇，写得真不错，介绍一下：
从谢国忠博客看到读到新锐经济学家谢国忠一篇《美国会如何应对危机》，十分佩服，几个结论摘录下来分享一下：
所谓“信用之所以廉价，是因为美联储和华尔街轻易创造了那些低估了风险同时又让人很难懂的产品”，就好像我经常看到我的同事在帮投行业务修改的各式各样交易文件，里面充斥着各种衍生产品、债券、结构性产品名词，往往语句晦涩、高深莫测，长篇大论，根本看不懂它们写的是什么，一般我能看懂一部分“风险披露”和“免责声明”，密密麻麻好几页，估计除了律师自己也没人会看。 此次金融危机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一种衍生产品称为信贷违约互换（CDS），为此特地查了一下维基百科，CDS的定义和内容是这样的：
从字面理解，“信贷违约互换”嘛，跟它的上述定义一样，就是把某个交易的一方违约的责任卖来卖去，CDS交易的标的就是债务义务（debt obligation）或者信用违约事件（credit fault event），听听都觉得太悬，这风险可不是没边儿了。所以上面最后一段话其实很中肯，CDS交易很像保险，但是它的投机性质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一般不被认为是保险交易。 关于沙朗斯通事件的精彩评论1。韩寒的解读：
2。闾丘露薇的评述：
3。新闻人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的评述并比较911事件发生时中国人的幸灾乐祸：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lumnistNews/idCNChina-1321720080602?pageNumber=1&virtualBrandChannel=0 关于超级强国今天读到的几段话：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过去几年中最热门的陈词滥调，人们似乎轻易就忽略了一个基本概念，其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亚洲，最初它是西方闯入者给予这片广袤土地的泛称，而今天它仍是由彼此截然的区域所组成，亚洲的概念经常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对抗西方过分强大的话语面前被迫采用的联盟。”
“中国与印度的区分——印度人拥有开放的社会，头脑却是封闭的，而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却拥有开放的头脑。今天美国的主要危险就是认定自己注定要领导世界，是例外者。”
“中国社会的学习精神正迅速衰退，自满情绪正在取代二十年前的自我怀疑，自我沉溺正在替代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坦白而言，我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力、技术与情感上的储备，来在五十年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而衰落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唐代盛世建立于一个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唐代继承了蒙古—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来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拓展了唐代中国的版图，而长安城中则是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还能轻易寻找到这种痕迹，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留学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值得质疑的激情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作家Alan Paul写的“倒计时钟一刻不停地数着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多少天，诺大的一个北京城都被搅动了起来：多数古迹都“裹着”脚手架进行维护，旧路在修、新路在建，奥林匹克运动场馆的建设更是热火朝天。越来越多的奥运装饰物出现在全城各处，上面大多都附着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奥运会多少产生了怀疑……”
其实，别说是老外，许许多多国人也抱有同样的怀疑。北京迎奥运的宣传攻势，这样的声嘶力竭，这样的锣鼓喧天，让人不由得担心这对于北京而言，大概也不过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长达数年的大张旗鼓的宣传、土木工程建设的疯狂程度——不论是立交桥还是农贸市场，不论是胡同里的厕所，还是街边伫立的触屏式地图查询机——令北京浸泡在一种愈演愈烈的自我陶醉情绪里，如同一场漫长的前戏，只为了短短几个月的激情预热。而明年夏天过后，情形会变成怎样，可想而知——迎来奥运高潮之后，唯剩下“激情退去后的一点点倦”了。 北京人对于舆论的引导，从来都是一呼百应，且毫不假思索，以至于现在形成了一个惯例——仿佛什么事儿都能跟奥运扯上关系。比如有一个老先生，喜欢做木头板凳，做了一千多个，送给四邻右舍、菜市场的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说那是自己的爱好，居然说是为了“迎奥运”；还有个西瓜摊，边上树个牌子，上书“2008北京奥运会指定西瓜摊”——我恐怕北京人是中国境内最热衷于响应政治口号的居民了。在这种一呼百应的气氛之下，我很难对北京产生喜爱之情。
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盲从，如此不假思索的激情，伴随着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挂在嘴边的“和谐社会”，和逢年过节必有的各种极尽奢靡之事的大型文艺演出，都让这个国家像是在没完没了地蒸桑拿——痛快淋漓、不计后果，而又筋疲力尽。
我问过不少人——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周围的朋友，谈及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情况，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北京在奥运会之后一定走下坡路，甚至不如现在。就像小时候学校应对教育局官员检查，拼命操练队列、走正步、搞大扫除一样，等检阅结束，队列依然混乱，厕所依然恶臭，所有人都不再关心环境一样——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吗？我恐怕是的，只不过是人们不把这个正式拿到台面上来说罢了。
我知道，除了不安，除了牢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在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的追求狂飙突进的时候，对于群体激情发出的质疑，大概显得虚弱而苍白。然而，相信主旋律毕竟不是世界的全部，除了激情，社会舆论总还是需要一点理性来支撑，哪怕我们处在一个如此急功近利的氛围里。我一直在期待着听到更多的质疑和不和谐音…… 世行：中国每年75万人因污染早亡世行：中国每年75万人因污染早亡
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北京报道
2007年7月3日 星期二 在北京干预下，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污染报告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删除，因为中国方面担心该报告有关早亡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这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该报告是世行花费数年时间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的。 世行顾问和中国官员表示，在报告草稿于去年完成时，中国国家环保总局(St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和卫生部要求世行删除报告中的早亡数据。 该研究团队的顾问表示，中国有关部委曾向他们表示，这些信息过于敏感，其中包括内容详尽的地图，标出中国哪些地区的早亡现象最为严重。 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顾问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世行被告知，不能发表这些信息。这些内容过于敏感，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世行此前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国家环保总局退休官员、曾协助中国研究团队的过孝民表示，由于担心研究方法不可靠，这篇中国污染报告中的有些内容被删除了。但他还表示，有关早亡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公布这些数据。我们不希望使这份报告过厚。” 这份删节过的报告——《中国污染代价》(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迄今尚未正式发表，但在今年3月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布了可从网上下载的版本。 这份报告删除的内容是，该研究项目发现，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正导致每年有35万至40万人早亡。但该研究团队顾问表示，每年还有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报告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因为这超出了发起此项研究的中国有关部委的容许范围。 另外，还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该研究项目的顾问表示，世行“不情愿地”从这篇已发表的报告中删除上述死亡数据。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拒绝置评。世行表示，仍在就报告内容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 一位发言人表示：“3月份会议发表的那份报告，没有包括一些仍在讨论之中的问题。”她表示，报告结果将很快以系列论文形式发表。 中国银行业下周起对外资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将于下周一，即12月11日，正式全面对外开放，这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同时也是中国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需认真思考的一个时刻。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PLC, 简称：汇丰控股)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等全球最大的数家银行已斥资数十亿美元，并投入了大量资源。 按照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时所签署的具体协议，中国于下周一全面开放其银行业，这是迄今为止改革程度最为深远的一次，几乎可以与1986年史无前例的伦敦金融城“金融大改革”相提并论。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市场在许多领域仍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但分析师认为，尽管全球大型银行可能急于、而且最终能涉足快速增长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挖掘规模达人民币31.5万亿元的巨大个人与社会财富，但他们不太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中国银行业中赢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光华管理学院金融教授Michael Pettis认为，对外资银行来说，通过内部增长实现市场拓展难之又难，而且他们面对的又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且特殊的市场。 下周一生效的新规定将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零售银行业务，理论上取消了所有经营上的地域和客户限制。此前外资银行只被允许在20个主要城市开展有限的此类服务。 为迎接这些变化，外资银行已收购了当地银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权，扩大了分支网络，并以富裕客户为目标积极推广私人和外币银行服务。截至6月底，有71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共开设了183家分支机构。 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外资银行业务集中于上海，外资银行业务总量的55%和分支机构数量的30%在上海。 截至2005年底，上海外资银行拥有的资产占当地银行业总资产的13%。但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总计不到2%。 Pettis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外资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尽管他们整体资本基础更强、服务更好。 在俄罗斯、巴西和美国等国家，市场开放并未导致大批客户从本地银行流向外资银行。 他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 尽管如此，为应对外资竞争的冲击，一些本地银行已经改善了经营。 这些银行还引入国际银行为战略投资者，以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加强风险控制并改善服务。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驻香港的银行业分析师颜湄之(May Yan)表示，本地银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中资银行一直处于开放市场的压力之下，现在它们们获得更多的融资，运作方式也更加商业化。 她指出，在经历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之后，外资银行或将加速发展在华业务。 但这一过程也存在着诸多障碍。 银行的规模问题或许是其中最大的障碍。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各跨国银行的规模了得，但与中国的银行相比，前者就显得相形见绌。 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398.HK)拥有18,000个营业网点，存款总额高达6万亿人民币。而中国其他大型银行，虽然实力不及工商银行雄厚，但业务规模也同样巨大。 Pettis还谈到，尽管中资银行服务效率较低，顾客为了一笔业务往往要排队等上一个小时，但多数顾客仍愿意前往国内银行，而不愿把钱转到一家他们并不熟悉的外资银行。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中国市场已向外资银行敞开大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规则也要求中国给予这些银行与国内银行同样的“国民待遇”，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活动首先都要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监管。 中国政府近日颁布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须在华进行注册，此外，其本地业务也须注册为独立的法人银行。 穆迪的一份报告指出，外资银行在中国仍需面临一系列规则及实际操作方面的限制。 根据中国监管部门的规定，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目前面临单一入股不得超过20%、多家入股不得超过25%的监管上限。 穆迪的颜湄之认为，外资银行有机会在大城市中争得部分高端零售及公司业务。 她同时指出，情况将逐步改善，但短期内不会有重大进展出现。 地方大兴土木 中央难上加难(转载)作为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省会，郑州是一座单调乏味的城市。不过，这里新建的一座音乐喷泉却彰显出中国政府在调控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方面何以会碰到这么多难题。 伴着爱国歌曲“爱我中国”的音符，喷泉有节奏地起伏着，激光光束直入云霄。但用不了多久，这座音乐喷泉就会黯然失色，因为将有一座中国传统塔式酒店在郑州拔地而起。酒店高280米，几乎是纽约帝国大厦的四分之三那么高。这座造价近1亿美元的滨河艺术建筑看起来象一窝巨大的鸭蛋。附近还有一个新开的会展中心，外观就象是一把撑开的伞，那里的展厅号称拥有亚洲最大的无柱屋顶。 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说，他的愿景是把整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两倍以上，将落后的郑州变成“东方芝加哥”，成为连接繁荣沿海地带和广阔内陆地区之间的枢纽。中央商务区周边地带的总投资可能高达350亿美元。对于河南省──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 曾是拖拉机厂厂长的赵建才说，我们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有所作为。 其实，这种大兴土木的做法在中国随处可见。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在放任对建筑业的投资热，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试图遏制投资，以防经济增长失控。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3%，远远超出了政府制定的全年增长8%的目标。 要是能和中国换个地方，估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非常愿意，这些国家发愁的是投资极度匮乏。它们更担心不断蔓延的贫民窟，而不是过多的摩天大楼。 尽管如此，投资过热正在持续损害全球增长最快的重要经济体。人们越来越担心，房地产市场眼下的繁荣可能引起泡沫，一旦破裂，将令本就坏帐累累的银行不堪重负。投资过热还可能导致铁路和港口阻塞，使超负荷运转的电网陷入瘫痪，从而引发大面积断电。事实上，投资过热已经造成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产生了庞大的需求，推动全球价格攀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不久前就敦促中国控制信贷扩张，以免“经济由盛转衰”。 即便通货膨胀率只有1.3%，但中国最高领导层仍感到忧心忡忡。为了给经济降温，几乎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法规出台，可惜收效甚微。由于地方财政模糊不清，中国领导人甚至无法确切掌握各地政府的支出状况。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8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1.5%，虽然这一增幅低于7月份的27.4%，但是以年度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它仍大大高于日本、韩国或台湾在其高速增长时期得以维持的水平。况且，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还过于保守了。 如果正如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所言──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那么全球都会受到影响。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其通货膨胀可能会通过出口价格的攀升波及到美国和其它国家。这样一来，就会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和其它主要中央银行试图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努力增添难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超过25个年头了，由此产生的巨大变化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治上，共产党执政的中央政府政权稳固；但经济上，它却失去了控制。 实际上，中国领导层在探寻如何遏制投资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过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简单地下令国有银行停止贷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暂停政府对大型项目的批准，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地政府并不买中央政府的帐。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要落实来自中央遏制投资的各种指令，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北京方面甚至已经开始借助卫星图像发现边远省份的非法建筑项目。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驻香港的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说，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程度，很难靠政府指令进行调控。 另一方面，加息等为经济减速的市场调控措施在中国并不象在更加成熟的经济体那么有效。一个原因是各地银行仍然易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发放贷款。此外，国有企业不偿还贷款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因此资金成本常常与贷款决策毫不相关。企业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自身的积累，在中国，企业存款水平非常之高。 其实，几大国有银行已经不顾中央政府的指令，几乎把全年的贷款目标额都用光了。国土资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最近则宣布，部分城市高达90%的征地行为都是违法的。 诚然，既然中国经济增速高达两位数，地方政府兴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公路、桥梁和发电厂──迟早都会找到它们的用武之地。但是，有关人士担心，一旦近年持续的投资热冷却下来，中国各地将充斥着可能会闲置数年的工业项目，变成实实在在的财政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员王丽娜（音译）说，“投资非常盲目”， 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纯属浪费。 世界银行(World Bank )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地方政府的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10%至20%左右。但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说明其真正的影响。 比如说，它并不包括某些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名义上为私营企业，实际上却是地方政府的工具。 过去，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根据年度配额计划定向分配投资资金，对铁路、电力工业和钢铁制造的投资也大体如此。中央政府集中地方收入，然后重新分配，用于进一步投资和政府服务。 从1978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使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了自主权。经济增长已经成为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这些地方要员仕途升迁的必由之路，他们正把中国经济推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高盛(Goldman Sachs)驻香港的经济学家梁红就把中国的现代都市比作公司，把它们的市长比作首席执行长(CEO)，他们都在竞相拓展各自的企业帝国。 中国城市的发展也确实有它的道理。每年都有上千万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而且，城市也要为自身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项目寻找资金来源。 这些财政压力助长了投资不断升温，毕竟这是地方政府扩大经济规模、增加收入的最快途径。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已经纷纷膨胀成经济巨头。如果上海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它将是全球40大经济体之一。去年，上海市的经济产值高达1,140亿美元，超过了菲律宾或捷克共和国的经济规模。位于中国南部的深圳市，其经济规模要比越南大得多。 尽管如此，许多人都在质疑地方政府是不是支出无度了。比如说，郑州新建的会展中心号称拥有独立温控的座位。其超大空间的大厅铺着闪闪发光的意大利大理石。 郑州的大规模改造很具有代表性，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工程。上海堪称这股风潮的带头人。早在九十年代初，上海就开始在一片稻田上兴建浦东新区，生生打造了一个全国金融和商业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城市化计划越来越令人惊叹。眼下，上海正在打造一系列卫星城市，每座城市都以一个欧洲国家命名，此举是为了缓解市中心承受的压力。而立志成为国际汽车城的安亭正在复制德国威玛市内的彩色公寓楼群，还有鲍豪斯(Bauhaus)式的办公楼。它甚至还不惜代价兴建了一条F-1赛道。 附近新兴的松江大学城则聘请了一家英国工程咨询公司，打造了一个名为Thames Town的英式社区。那里的居民可以住在有维多利亚式平台的房子里，在酒馆里小酌，新人们还可以踏过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在尖顶教堂里举行婚礼。 今年3月份，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试图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新的轨道。根据这份经济蓝图，中国将力求和谐发展，而不再追求已经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爆炸式经济增长。不过，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然达到了12年来的最高水平。 为此，中国领导层已经两度运用加息手段来遏制信贷扩张。中央银行还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回笼流动资金。政府还针对房地产交易开征了新的税项。 经济学家们表示，两次加息的幅度太小──每次只有0.27%，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贷款利率仍保持在6%左右，对于名义增长率（未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高达14%的经济来说，仍是很低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的利率为5.25%──高于两年前的1%，其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 令问题更复杂的是：地方政府为投资进行融资的方式。中国中央政府并不允许地方政府提高地方课税或者发行债券。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只有出售它们最值钱的资产──土地。据中国社科院的王丽娜表示，土地买卖目前占所有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40%至60%。 这种趋势助长了城市扩张各自版图的胃口。为了获得更多它们能出售的土地，地方政府只需重新界定城市边界，吞没周边的农田。地方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向开发商索要的出价相比微不足道。各地通过土地买卖获取的收入，并不在中央政府会例行审计的财政预算范围内。 郑州是中国中部黄河流域平原地带的一座古城，长期以来，其经济发展不尽人意。五十年代修建的纺织厂都在纷纷裁员。随着中央政府提出削减过剩产能，一些污染严重的铝厂也被下令关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市场上三分之一的速冻水饺都产自郑州，这也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引以为荣之处。 郑州仅有两百万人口，当地政府认为城市规模太小，难以推动河南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经济，更不用说对全国经济产生影响了。河南省拥有大约一亿人口。 因此在2001年，经过一次国际性的筛选，郑州市政府聘请了日本知名建筑大师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为新城区勾画蓝图。郑东新区面积150平方公里，新城区计划将把郑州的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增加人口150万。整个计划在1995年即获得了国务院(State Council)的批准。赵建才说，到2020年，进一步的扩建将使郑州成为一座拥有500万人口、面积达500平方公里的城市。 现年50岁的赵建才表示，大多数投资将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政府。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将来自于银行贷款。 最终将有60余座商用和居民楼落户中央商务区。目前已有一座大厦落成，正在等待租户入住。 中央商务区的辐射地带将汇集郑州未来的工业和服务业：银行金融、保险、物流、高科技制造业以及高等教育，这两大行业也代表着郑州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化理念，”直接负责郑东新区建设的副市长王庆海说。短短两年间，当地土地价格飙升了三倍。 王丽娜说，中央政府仅批准了占目前规划新区面积20%左右的项目。建造豪华公寓群的湖上人造岛计划被搁置了。 其它地方也几乎看不到建筑热正在降温的迹象。印刷精美的市政府宣传材料上赫然写着，郑州是中国正在开工的起重机最扎堆的地区之一。 郑州有能力成为“中国的芝加哥”吗？确实，它坐落在南北和东西铁路主干线的交叉地带，而在中国，铁路是一项主要的财富，因为大部分商品的运输仍依赖于铁路。不过来自其它中部城市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包括中南部的武汉，还有迅速崛起的江西省省会南昌。 赵建才表示，他对其它城市的竞争并不担心。“我们各有各的优势。我们将比翼齐飞。” Andrew Browne 为什么每次货币政策调整都这么突然转载 为什么每次货币政策调整都这么突然
2006年8月18日，央行出其不意地上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同时，也规定对个人消费信贷利率有所优惠。尽管这次加息来得有点晚，但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面对现在宏观经济出现的诸多问题，加息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央行加息也和以往的货币政策出台一样，是在市场不知不觉，甚至是出其不意中进行的。因为就在几天前，央行刚刚宣布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因此不少业界人士及财经媒体都认为，在短期内或在今年之内，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央行的每一次决策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都不可小视。无论是银行利率上升，还是 人民币汇率的改变；无论是法定存款储备金调整，还是央行窗口指导政策出台，都是如此。既然央行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这样大，那么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事前了解与分析，应该也是市场的题中之意。 在美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达、法律制度健全、历史数据连续，每当经济生活发生变化，都能够通过系统的经济数据反映出来，这就是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依据。而市场经济分析员也能够根据这些数据来预测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来说，每一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和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分析员的预测是吻合的。比如说，美联储最近的一次议息，基本上80%以上市场经济分析员都预测到会停止加息，实际结果也就是如此。 这里既有所公布的经济数据的历史连续性、科学性、系统性，也有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行为的独立性、公开性与透明性。因此，在多数条件下，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既可让市场预测到其基本趋势，也能够从这种预测中显示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这样，市场就能够提前消化美联储可能出台的货币政策，把风险锁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对于中国央行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市场分析员难以根据公开的数据，来预测央行的货币政策何时出台，使用什么货币政策工具。在最近的几次利率调整中，每当市场出现加息或减息传闻的时候，央行往往断然否认，但当市场相信不会出现利率变化的时候，央行却又会突然加息，一方面使市场各方措手不及，同时也使市场对央行的决策过程产生了不少质疑。 今年以来，随着内地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过热，银行信贷又快速上涨，内地 房价又不断飙升，市场预期内地新一轮的 宏观调控又会开始。开始市场预期央行会动法定存款准备率，但实际下来，央行则动的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还有早些时候，根据出台的统计数据，市场预期央行会调整银行利率，但实际上央行动的又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说，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公开、不透明性，不仅有损于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也会弱化央行货币政策的效应，这与现行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是不相符合的。 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整时，央行出其不意还有情可原。但如果这种出其不意不断出现，那么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有人说，央行“出其不意”的做法显示了央行宏观调控艺术越来越成熟。但事实上，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基本上公开透明相比，央行对加息的出其不意态度不仅不能表现出央行调控政策的成熟性与艺术性，反而容易对实体经济导致不良的影响。比如可能进一步刺激金融投机，引发更大通胀，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总之，这次央行加息是符合目前宏观调控要求的，但如何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公开性与透明性，应该纳入央行的议事日程。否则，不仅会弱化央行货币政策的效应、弱化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也可能给现实的经济生活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易宪容 任大刚 刘景） 是谁害了孩子？ 在新浪网看到一条新闻专题，题为“少女未扎头发遭拒考后自杀 庭审时教师击掌喝彩”。浙江温州市民吴立俊、吴芙蓉夫妇未满16岁的女儿吴雯雯只因未扎头发而遭到老师拒考， 2006年1月16日，这位花季少女怀着对班主任老师的不满，跳入了冰冷的九山湖中。吴雯雯自杀后，家长要求校方承担相应责任得不到满足后，家长将温州市第七中学和班主任邱雪梅起诉至温州市鹿城区法院。首次开庭，被告方教师在己方律师发言后集体持续整齐、热烈鼓掌喝彩，导致原告吴立俊情绪激动，拍案而起，引起法庭骚动，审判长被迫宣布休庭。欲看详情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6-07-03/1047103186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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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孩子自杀，好像全社会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如今的孩子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格外的脆弱，导致自杀、吸毒、恶性犯罪层出不穷。评论说，原因在于社会竞争激烈，所以不论家长还是学校，还是全社会，对于中小学生的要求，都是学习成绩要好，至于心理健康，则被摆在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地位。这在发展模式逾见畸形的今天，很容易理解——因为学习成绩、身体健康，都可以得到量化，变得可视；但是心理的疾病，是非常难量化，也很难衡量的。心理疾病的养成，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是谁害了孩子？学校和老师都认为自己没错，其实从客观上说，孩子的自杀，跟老师禁止她进考场，其实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学校老师的责任，是用不恰当的方式管理学生，而正巧这个学生感情冲动脆弱，受不了刺激而自杀了。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但是，可以因为法律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可以轻视老师对自己“权力”的滥用吗？对于一个中小学生来说，学习就是生活的全部，我回想自己当年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最大的打击莫过于考试成绩差，不但觉得辜负了父母，甚至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作为一个成绩还算不错的女学生，我当时的心态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个孩子在得知自己没法进考场考试，一门科目将作零分处理的绝望心情——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这个孩子走上了绝路，看她的遗书所写，可怜、可叹，因为她没有能力和老师、考试制度，以及家长的期望抗衡，所以就把刀锋指向了自己。
我回想当年教过自己的老师，有几个老师会推心置腹把自己放在平等商榷的地位上和学生交心，洞察学生的心理呢？有几个老师能够意识到自己随口一句话，会深深的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从而影响他的一生？有几个老师反省过，权力不是惩罚，而是原谅对方。
这个事件里的老师，代表了无数已经习惯了滥用管理权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和滥用管理权，最常见的是压制看不惯的事物，从学生的发型，到流行歌曲。也有更极端的，比如对学生变相收费、索贿、性骚扰，这两年媒体报道也很多。可见，尽管在整个社会里，教师是没有主导权的一群，然而在学校这个社区里面，教师相对于学生——被管理者——却有着绝对优势，且约束甚少。教书育人是高尚的幌子，其实干着误人子弟这个杀人不见血的营生，而且就算出事受害人也无法举证。 “看不起学校”今天早上读报纸，有条新闻满引人注目，重庆工大一个学生申请退学得到校方批准，退学申请表上写的理由很短，曰“看不起学校”，旁边的家长签字更短：“同意”。这个退学的学生说，觉得在学校根本学不到东西，学校开的课程对他将来的发展毫无帮助，于是退学，因为不想继续浪费时间。出来以后开了一个网吧，年收入超过十万。家长本来也不大理解，后来看见他开网吧能赚钱，也就表示支持了。
——Shocking。如今的小孩儿越来越有主见，虽然也有很多人很盲目，可是毕竟他们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更加敢于发表意见，更敢于作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决定，也更敢于冒险。我虽然也很看不起学校，不过从没动过退学的念头。“看不起学校”，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人的心声。学校帮不了学生如何做人，至少可以帮助学生学点儿手艺，可惜很多学校是收了钱却做不好，或者说是做不到。
要说现在的学校让人瞧不起，跟医院让人瞧不起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打着公益产业的旗号，干着唯利是图的事情。对赚钱的热情，远远高过对于履行本分的热情。医院是住院、检查乱收费、开高价药、收受红包、发生医疗事故改病例、推诿责任……而教育领域则是学校乱收费、乱摊派、学术腐败、宁可花钱修楼买高档仪器设备，让管理人员出国考察，也不愿花钱在师资培训上或者改善课程设计。
但是在教育领域乱来，比在医疗领域更加安全，因为医院草菅人命会死人，而且出了事不容易逃脱责任；而学校误人子弟，没有十几年是看不出来的。
在北京呆着，可能思想有所麻痹，因为这里高校云集，算是全国学术气氛最好的城市，管理也比较规范。现实情况是，北京高校里况且不能杜绝误人子弟的现象，更何况全国其他地方许许多多的高校，管理、师资水平低，课程设计更是莫名其妙。不可否认许多二三流的地方高校的办学初衷就是卖文凭。
我个人很欣赏这个学生说出了我也认同的理由，并且身体力行，他退了学。不过，把赚钱作为个人发展唯一的标杆，我是不认同的。他所说的话似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看我现在赚那么多钱，可见在校读书的确不如自己开店。而他的家长也认同了这个信息。我甚至感觉，报道此事的媒体以及读者，都认同了这个信息。这不免令人沮丧。
在这个转型发展时期，发展经济的优先级被认为是最高的，所以，急功近利、唯财是图成为了中国当前最突出的国民心态，绝少有人免俗。在恶性的竞争环境中，已经经历过高校教育的人们，和正在接受以及将要接受高校教育的一代代人，都蜂拥向最炙手可热的专业——MBA，营销，金融，法律……众所周知，目前不少高校开设课程是冲着大量需求所带来的学费收益去的，先赚了钱再说，然而课程规划、设计差，专业师资薄弱，课程开展与考核标准不一、教学监督普遍缺失，这些弊病大量存在，直接导致了社会上大量学生拿着热门管理专业的文凭，却无符合自己实际特长技能，更无实习从业经验，他们的特点是好高骛远，爱走捷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当前“速成”之风大盛，教育体系的功利化和浮夸化，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母校学生示威游行今天突发奇想，上了上母校的论坛。看到两条新闻，这几天学生刚刚游行示威，因为学校教员（AUT）为提高工资，达到给校董组织（UCEA）施加压力的目的，采取了类似罢工的行动，比如不安排考试和消极怠工，学生抗议说教员的工资虽然应当提高，但是这种消极怠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备考，是以牺牲学生的学业和前途为代价的。学生会主席说，教员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他们应该采取其他的手段，而不是利用学生来达到经济利益的目的。之所以要发起这样的抗议活动，是想使教员们三思而后行。
这篇是学生会主席发起活动的通告：
师生在某种程度上看应该是平等的。学生应当尊重老师，但是老师同样不能践踏学生的尊严和利益。不过这个在中国人心中，这个理念自古就是缺失的。我们有太多的现实顾虑，和功利的考虑：如果我得罪了老师，会不会遭到不及格的待遇？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因为我们的体系里是没有投诉机制的，就算有，也都是摆设，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不过说到底，根源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是压制自由，倡导服从的，是一种为人治的目的设计和沉淀出来的文化，所以“反骨”一向遭到排斥和抑制。
不发议论了，哈哈。见到熟悉的教学楼，读到曾经很熟悉的校园文章，还是感觉蛮亲切的。 我对韩寒的评价不低！韩白之争都上了凤凰台好几次。起先的争议是韩写了一篇脏字连篇的文章讨伐评论者白烨，被广大正统评论家口诛笔伐，使我联想到“倚天屠龙记”中几大名门正派合力围缴明教，冤枉张无忌的故事。当然，把韩寒比作张无忌有点离谱，不过他的确是被冤了，当然韩也不是个好惹的人。其实，韩寒的本意最初是被曲解了。我对那篇最初的“文坛是个P，谁都别装B”的大致理解是： 1、 文坛是谁的？谁有资格为作家进入文坛发许可证？ 2、 我怎么写、怎么说，是我的事，不用对谁负责或是对谁解释； 3、 我的作品就算带色、带脏字、不知所云、你看不惯、不喜欢，我都无所谓，没人有资格来评论我写的东西算不算文学，更不用别人来教我怎么写――我不希罕“进入文坛”！ 4、 说教最令人厌恶，更何况是水平比你差的人用语重心长的语气来说教，尤为可憎。
这件事情上，我支持韩寒。因为： ú 处于资本基本积累时期，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以金钱来衡量能力的，正如票房也是衡量影视作品的一大标准，即使导演号称艺术家，也大张旗鼓的炒作而毫不脸红，所以80后作家认为作品的销量应该是衡量作品出色与否的一个标准，而且堪可算得上是唯一算得上是公平的标准，不论这个标准是不是正确，起码符合逻辑，而且真要是做到量化，文坛就不会是这几个人垄断着了； ú 叔叔伯伯们垄断了文学评论无数年，现在到了博客时代居然还认为自己在垄断的椅子上坐着；或者，许多人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垄断，但他们在潜意识里就自认为自己的看法乃是文化的准绳，甚至法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于自己看不惯的就用“踏入文坛”之类的大帽子来扣。习惯了垄断时代的说教方式，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开放、交互、传播得到空前保障的电子时代，网络已经变成了新的海德公园，如果你想要说教，至少也应该有理有据，让对方心服口服，否则被对方一条条驳倒，会输得很丢脸； ú 许多人说80后的一代人太过叛逆，但是15－25岁之间正是青春叛逆期，老实说孩子不叛逆家长还会担心呢。其实，跟上一代人青春期热衷于政治运动相比，80后的叛逆只是由于他们不再是在信息闭塞中长大，而是自小就在有意无意地抗拒着“洗脑”式的教育的一代。他们可以接受现实教育制度的压制，却无法忍受“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意识灌输。比如韩寒，如果他真正喜欢的某个作家跟他说相类的话，而且不是以高人一等、语重心长式的说教来指点，他非常可能是会虚心接受的； ú 从个人经历上看，韩寒高中时偏科，因写书成名而破格升入大学，我可是清楚地记得，当时教育界、媒体的主流是将他作为一个“伤仲永”的典型，而他大学尚未毕业就毅然辍学，决定成为一名赛车手――当时对于所有的家长老师，这根本不算是一个正经职业（其实到今天许多长辈也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退学去当车手）；试想一下能够在十八岁之前找到自己适合做的事情，二十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样的人有几个？在现实中能够做到舍弃一个成果颇丰的前景，完全转移到一个前景未知的领域的人，又有几个？这样的人，能不狂吗？ ú 想象一下，一个职业车手，过着似乎很炫、很具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其实他身边常年围绕的不是作家这类公认的“文明人”，而是以开车为生的人，说白了都是“糙人”，你能期待他写的东西不受影响，总是风花雪月？所以看到“人家姿势都换了无数种了，旁边一个家伙一边手银一边跟说‘小子看着，学会了你才算进入了银界’”这样的话，一个说教水平有限的人大概才能明白什么叫损，什么叫损你损得够生活化，够糙。评论界的叔叔们看来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批评他，只能拿“韩寒写了脏字”说事儿，未免太小瞧网民的阅读能力了。
虽然韩的话说得直、说得糙，把一些人得罪了，把一些人连累了，但是我欣赏他的锐气。而且，看他的文章，你就会明白，他在偏见中成长到今天，有着自己独到的判断标准，并非一个轻易会被别人的褒扬或追捧而宠坏，或是因别人的非议而消沉的人。 最后关头达成协议 WTO谈判免遭全面失败从海外媒体我听到了与我国主流媒体迥然相异的声音。本轮WTO谈判进程在中央媒体上被宣扬为“毕竟迈出了一大步”，这样的报道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我想已经不言而喻了。WTO谈判中的博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日益激化的国际间矛盾，而普遍的矛盾焦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失衡和矛盾，这样的矛盾在这十年间愈演愈烈，真不敢想象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中学政治课本上赫然写着“21世纪社会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句话当时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背下来，没有一个人质疑过为什么编者竟可以如此狂妄的预言未来一百年的主流，他凭的是什么，真相又是什么！大家早已经习惯了洗脑，并且对质疑现象、了解真相没有了兴趣和勇气。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香港时间2005年12月19日18:27更新
全球贸易谈判在香港落幕，与会代表们历时近24小时赶在会议结束前完成了最后一场谈判，首次为美欧两地取消某种农业补贴确定了具体日期。但除此以外，为期六天的贸易谈判几乎一无所获，与会各方在达成一项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更广泛贸易协议方面依然互不妥协。
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与会的149个成员匆匆拼凑出一份宣言，就几项争议不算多的目标达成了协议，以免这场聚会像人们担忧的那样无果而终。与会各方承诺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并制定了一套多少掺了些水份的一揽子特殊贸易协定，以帮助最贫穷的32个国家更好地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受益。美国和欧盟双双承诺，将采取积极措施帮助非洲的棉花种植者。 很多更远大的目标这次根本就没有摆上谈判桌，例如开放全球的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市场，以便各国大规模彼此开放市场，从而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等等。因此，本届香港会议也就避免了2003年坎昆会议全面受挫的不利局面。在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全面受挫后，街头抗议和骚乱就成了每一届WTO会议必然面对的局面，香港会议也不例外。 但是，曾经对香港会议有所期待的高级贸易官员们在表示乐观情绪的同时也很谨慎，导致坎昆会议失败的障碍依然存在，他们将在明年春天的下一次WTO会议上面对这些难题。“一周来失望不绝如缕，”欧盟谈判代表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能够就出口补贴达成协议“就算是个不小的胜利了。虽然不能因此就说本届会议大获成功，但也足可以说本次会议总算没有失败。” 本届会议原定要就取消贸易壁垒问题达成一项内容广泛的框架协议。WTO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表示，香港会议将进程推进了5个百分点，取得的成果从55%提高到60%。 与会各国现在面对著一系列严格的最后期限，有些是他们自己设定的。在本届香港会议上，他们同意在明年4月30日之前签署一份框架协议，发誓要在2006年年底之前完成本轮WTO谈判。美国官员表示，这样白宫就可以赢得充分的时间，以便在2007年7月总统的贸易谈判权到期之前推动这项协议在国会通过。否则，在那之后国会就能因为某些内容不符合美国利益而否决整个协议。香港会议就援助穷国问题达成的协议已经在美国国会引起质疑，几位重量级议员警告说，协议过于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却对美国的贸易重点关注不够。 然而，香港会议也为明年春天的会议定下了一个并不鼓舞人心的调子。取消出口补贴这类本来不能算作重要议题的事情却成了大会的主要内容，而更重要更广泛的议题却并未触及。外交官们估计，在大约100个小时的所谓“绿屋谈判”──即30-40个重要国家的贸易部长举行的会议──中20%的时间都被用来讨论取消补贴的具体日期。实际上，这些部长们大约18个月以前就已经同意取消补贴，只差确定一个具体日期罢了。 这项协议的签署意味著欧盟将不得不停止发放每年大约25亿至30亿欧元（30亿至36亿美元）的出口补贴，这项补贴掩盖了高价欧盟农产品和低价全球农产品之间的价差。尚不清楚协议的条文将如何落实到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项目中去，因为美国的农产品出口补贴都是通过食品援助和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的。援助机构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估算，美国需要取消大约2亿美元的出口信贷补贴。 国际乐施会还估计，香港协议意味著美国将被迫调整其食品援助项目。根据该项目原来的规定，美国农民向穷国捐助的农产品可以获得政府补贴。香港会议的宣言草案称，食品援助项目应该允许继续提供紧急食品援助，但不应被用来向农民提供补贴。美国每年向穷国提供的食品援助一般都在10亿至30亿美元之间。国际乐施会称，从近期情况看，30%-40%的援助并未提供给那些真正面临危机的国家。至于这项援助项目的细节如何进行调整，还要在未来几个月才能逐步厘清。 众多成员国之间的种种分歧令大家难以达成共识，迫使会员国作出其他妥协。例如，一度被看作本届会议中心议题的项目──向32个最贫穷的成员国提供免税、免配额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待遇──就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对而难以获得通过。美国担心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国的纺织品会蜂拥进入美国。 根据周日确定的计划，各成员国针对从这些贫穷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可以维持在正常水平，最高税率为3%。这虽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但也足以引发美国农产品和纺织品生产商的反对声了。 在棉花问题上香港会议也一样未尽全功。作为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棉花种植者的让步，美国承诺在明年年底之前取消棉花出口补贴，但在如何以及何时削减棉花产品的国内补贴这个更广泛的议题上成员国们却没能达成一致，不过美国还是保证要采取比其他农产品生产国更积极的措施来控制棉花补贴。协议还呼吁WTO领袖们尝试设立一个特殊项目，以帮助非洲国家应对上述政策调整使其收入产生的意外波动。 对很多成员国来说，这次会议似乎根本没有关注那些真正紧要的问题。美国贸易顾问机构Bryant Christie Inc.的常务董事克里斯蒂(James Christie)说，该公司代表的行业和企业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因为谈判代表们总是在细节问题上打转转，迟迟不能就削减全球农产品和制成品关税展开谈判。例如，加州鲜食葡萄生产商在向韩国出口时就面临高达45%的关税。他们认为，如果像美国建议的那样削减农产品关税，他们就能在韩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就服务业关税的讨价还价也凸现了谈判代表们在香港会议上面临的种种困境。 人们目前争论的是，各成员国是现在就应被要求谈判这一问题呢，还是它们只须表达一下愿意谈判的态度就行了。最终，宣言草案并未要求成员国一定要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谈判。制造业方面，与会代表在关税削减幅度以及如何平衡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税削减幅度问题上依然存在巨大分歧。 美国和欧盟主张，关税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削减关税的幅度应该超过发达国家。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主席恩格勒(John Engler)说，参加香港会议的谈判代表们没什么成绩可以展示他们的努力。“这让人们怀疑他们实现任何目标的能力，”他指的是日益临近的最后行动期限。“他们的确把自己置于困境之中了。” PS: With 44 pages in total, the draft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is now available for downloading at http://www.wto.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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